相应地调整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为14周岁,父母离异也成了某些家长不管孩子教育的借口

刘希娅表示,是否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这个论证过程也会是一次很好的普法教育,可以促进司法机关、学校、社区、家庭共同进行普法教育,增强未成年人的规则意识和对法律的敬畏感。

(贵州省检察院第九检察部副主任王东丽)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等来30名人大代表联名提交了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下称《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议案。其中提出了“修改未成年人失范惩戒相关法律法规,建立长期追踪机制”以及“家长到学校参加家校活动应视为正常上班,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工资”等一系列建议。

方燕建议,国家应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法计划中提出信息与通信权的概念,让网络安全有具体的权利支撑。政府应细化并完善分级制度,鼓励作品分级。“既要充分保障未成年人享有网络资源带来的信息与通信权,又要防范未成年人被有害信息干扰和侵害”。

“及早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检查,建立个人心理健康档案,能够帮助学校、老师、家长及时了解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及时对症下药进行干预疏导,防止因心理不健康导致的校园事件,甚至家庭悲剧。”陈海仪代表期待本次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能够在这方面作出突破。

该《议案》关注到,社会发展对家庭教育和保护有了新要求,父母教育孩子履职不到位的现象普遍存在。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负责人介绍说,针对未成年人的罪错程度设置阶梯式的多种实体处遇措施,我国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上海市检察机关探索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依托社工组织,对办案中发现的虞犯或触法未成年人落实分级处遇的保护处分措施。包括开展带有保护处分性质的跟踪帮教,落实刑法规定的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责令家长管教等。建立保护处分适用的司法化机制,将保护处分措施的适用与司法处理决定挂钩,在保护中体现强制性教育矫正。针对绝大部分触法少年不易被发现这一情况,与公安、教育等部门建立信息通报和数据交换机制。加强与青少年事务社工组织等部门联动,构建相应的支持体系。据统计,2016年以来,上海检察机关落实司法训诫、跟踪帮教等分级措施,98.4%的未成年人没有再犯。

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虽然规定了共同保护原则,但是,对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等每一方面的保护,往往规定多个部门都有交叉保护的职责,具体到哪个职责属于谁,保护效果要达到什么程度、谁有最终界定保护权,谁又有监督问责的权力,并不明确。

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副秘书长田相夏告诉澎湃新闻,目前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的失范惩戒相对比较缺失,上述《议案》抓住了该法规司法指导性、操作性不够具体的弊端。此外,其中关于修订家庭保护的相关细则对正在推行的家庭教育单项立法有促进作用。

陈海仪认为,应构建保护和预防犯罪一体化机制,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等各种层面都应当实现保护与预防犯罪一体化,整体构建,有利于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犯罪。

当发生亲子关系纠纷、孩子出现网瘾、青春期困惑、校园欺凌等状况时,可以有什么了解、咨询、求助的途径?全国人大代表陈海仪曾向幼儿园、中小学、中职学校等各个层面的教育机构了解,结果惊讶地发现,无论是学生、家长、老师、校长,超过95%都表示不知道。当问题反映给老师、家长、学校时,他们也不确定下一步该如何规范处理,“向谁报告、谁可帮助、谁来解决”的困惑普遍存在。

而为提高家长及全社会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议案》还建议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社会保护”章节中明确规定:“家长参加家校活动,是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家长到学校参加家校活动应视为正常上班,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工资。”

陈海仪建议:“未成年人保护法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最好一起修订。”陈海仪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更多是列举了一些孩子的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有贴标签的嫌疑。其实,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犯罪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保护措施、社会保障做得好,未成年人就不易走上犯罪道路,也就起到了预防犯罪的效果。如果采取了预防犯罪的措施,其实也就是对未成年人保护。

违法犯罪记录不在本人人事档案和户籍登记及其他对社会公开的各种载体中记载,使失足孩子在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人享有同等权利,这是犯罪记录制度价值追求的应有之义。

该《议案》还关注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其中建议,将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下限降低到12周岁;同时调整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为12周岁到14周岁,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只对性质极其恶劣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相应的调整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为14周岁。据此,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司法保护第五十四条第二点最后添加:对情节特别严重、造成巨大社会影响的,可依照更高年龄段责任承担规定进行处理。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提交了一份关于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增设信息与网络安全内容的议案。

今年2月,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透露,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今年将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该法继2006年和2012年之后的第三次修改。

除从年龄上修改相关法律法规,该《议案》还建议,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事后监管也极其重要,应建立长期追踪机制,司法工作人员要定期及时进行后续跟踪教育,避免因案发后教育不到位再次误入歧途的情况发生;还应加强社区性保护处分的多样化,包括禁止令、训诫、社会服务令等多种多样的措施,达到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与犯罪行为的预防。

有关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话题上了微博热搜,两天的浏览量已经达3.4亿次。“大家对这个话题的关注超出了我的预期。提出这个议案,是因为生活中、网络中,我接触的老师和校长、一些派出所干警、家长对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有很多思考。”刘希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相应地调整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为14周岁,父母离异也成了某些家长不管孩子教育的借口。“这种带有暴力倾向的文化产品与互联网行为,极易误导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及处世观,侵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从事一线教育工作的全国人大代表柴会恩痛心地呼吁全社会都来重视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

“家庭教育的缺失严重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
刘希娅说。上述《议案》指出,未成年人因缺少监护引发的坠楼、触电、误食中毒等意外伤害事故频见报端网络;而外出务工父母在子女教育问题上,更多的是从吃穿用度上关注,却没有尽到陪伴孩子教育孩子的责任;当下无处不在的网络和手机,让许多家长们成了低头一族,却不花费心思和精力关注孩子的学习和成长;父母离异也成了某些家长不管孩子教育的借口。

记者注意到,其中有多件议案关注未成年人保护问题,包括关于制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的议案,关于制定校园安全法、反校园暴力法等的议案,还有十多件关于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议案。

明确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不得非法调用

因此,《议案》建议,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章“家庭保护”第十六条之后增加一条细则:监护人不得将12岁以下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在第十一条规定之后,增加“监护人必须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教育义务,不得以工作忙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的内容,从法律角度督促监护人履行对子女的教育义务,保障家庭教育的落实。

“法律保护未成年人,同时也要惩戒未成年人的失范和违法行为,特别是对日益突出的低龄化严重犯罪现象,不能一刀切地以不到14周岁为由没有任何惩戒。”刘希娅表示。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检察院检察官雷蕾)

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已形成。2月中旬,澎湃新闻从全国人大常委会获悉,今年10月,该修订草案有望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刘希娅表示,对未成年人的普法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德治与法治都应该互相结合、补充、相得益彰,才能为孩子的健康成长营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孩子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如何给未成年人健康快乐的成长提供法治环境,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话题。六一儿童节临近,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接受本网采访,讲述了他们对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018年,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统筹考虑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改工作,制定修法工作方案,后形成修订草案。针对这项修法,全国人大社会委社会事务室副主任刘新华表示,社会委将启动系统性修法工作,广泛听取意见建议,研究修订草案和修改说明,“经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后,提请2019年10月份的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

关于未成年人上网问题,方燕去年在北京、西安的两所中学发放了上千份的调查问卷,走访学生家长、老师、社会相关人士,形成上万字的调研报告。

对罪错未成年人建立分级干预体系

该《议案》还认为,家长参加家校活动缺乏社会支持和政策保障,影响家校教育合力。

未成年人保护法或将于今年10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进行初次审议。此前,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社会事务室副主任刘新华介绍,同时还将研究修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沉迷新华社发程硕作

目前我国刑法规定,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等严重罪行的,才应当负刑事责任。刑法同时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涉罪未成年人规定了训诫、责令严加管教、政府收容教养等处理方法。

据广州中院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心理疏导对未成年人及其家庭认同有教育感化作用的达70%,接受心理测评和疏导后的少年犯认罪改造效果比没有接受过心理疏导的被告人在家庭、社会融合的程度上有明显差异。目前,未成年犯管教所普遍适用心理疏导方法进一步感化教育少年犯。

为孩子们健康成长营造更好的环境

来自检察一线的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庭长陈海仪今年两会期间提交了两份与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相关的建议。

“一体化处理机制的关键制度设置,首先应是公众指引机制的设定。”陈海仪建议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总则中,明确规定各地应结合实际情况制定面向群众的指引机制,让群众清楚在发生青少年相关事件时可以咨询、求助报告的路径、提供保护的主体,等等。

刘希娅说:“这种惩戒,不一定就是判刑、送进监狱,有很多可以采取的措施,国外也有很多成熟经验。”议案中建议,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事后监管也极其重要,应建立长期追踪机制,司法工作人员要定期及时进行后续跟踪教育,避免他们因案发后教育不到位再次误入歧途;还应加强社区保护处分的多样化,包括禁止令、训诫、社会服务令等多种多样的措施,达到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与犯罪行为的预防。

身为广东省广州市中级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庭长,陈海仪格外重视运用心理疏导感化教育走上歧途的未成年人。自2008年以来,该院就把心理评估和干预机制运用到少年审判中,对未成年人的感化教育及父母的亲职教育都取得显著成效。

3月13日是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代表提出议案的截止日期,大会秘书处议案组共收到代表提出的议案491件。

建议未成年人保护法在修订时,明确规定,除办案需要和根据国家法律查询以外,一律不得提供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并不得出具“犯罪记录证明”。

陈海仪还建议,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应增设学生心理健康检查和档案管理制度,各中小学应将心理健康检查和建立心理健康档案作为一项常态化制度进行部署落实,将心理健康检查一并列入每年常规检查项目当中,与体检并重。

2018年《中国青少年互联网使用及网络安全情况调研报告》显示,有1/3的青少年在网络上遇到过色情信息骚扰,35.76%的青少年曾遭遇网络诈骗信息,而受到过网络欺凌的青少年比例高达71.11%。网络游戏甚至会危及生命安全。一款自杀游戏“Momo”在2018年曾席卷全球。这款看似荒谬的自杀游戏,对处于叛逆期、好奇心旺盛的青少年人群极具吸引力,尤其是缺乏家庭关爱的孩子,并造成重大伤害。

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议案建议,在此处应增加一款规定:对情节特别严重、造成巨大社会影响的,可依照更高年龄段承担责任、进行处理。

17岁的小月因交友不慎与成年人李某谈恋爱,受李某邀约,小月为实施入室盗窃的李某望风,后被公安局羁押在案。检察机关考虑其犯罪时系未成年人犯罪,又系从犯、初犯,认罪悔罪,故对其作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但是,由于小月的家长拒绝履行监护职责,通知不到,致使从看守所出狱的小月无人接收、看管,检察机关不得不将其送入观护基地临时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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